买球(中国)概况
童第周

童第周(1902-1979),浙江宁波人。著名生物学家。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,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,获博士学位。从1934年起,先后几次在买球体育任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买球体育副校长。历任中科院学部委员、副院长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,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。

中国生物界的“居里夫妇”


童第周、叶毓芬1926年相识。他俩既是浙江同乡,又同在宁波读过书,从相识到相知。在童第周的鼓励和帮助下,叶毓芬勇敢地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,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,俩人成了先后的同学,又从相知到相恋。1930年,28岁的童第周大学毕业,担任了助教,有了一份固定收入。叶毓芬的大学生活费用从此才算有了基本保障。此时,童第周得到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。去,还是不去?一对正在热恋中的青年,一时踌躇不定。叶毓芬为了童第周的前途和祖国的科学事业,毅然支持童第周出国深造。决定作出后,他们一同回到宁波,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一对新婚夫妇,从此劳燕分飞。

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大学,童第周的留学生活十分清苦。他租住了一间狭小的阁楼,渴了喝白开水,饿了吃面包干。他虽然申请了奖学金,但迟迟未见结果。在国内,妻子叶毓芬大学毕业前夕又生下了第一个女儿。那时,毕业即失业,何况她又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。

就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,多亏他们的老师蔡堡教授的热忱帮助,好不容易给叶毓芬找到一个大学助教的职位。从此,叶毓芬在从事教学,养育孩子的同时,又挑起了资助丈夫的重担。她从很少的薪金中,一点儿一点儿地节省,把自己和女儿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水平,把积攒下来的钱全部寄给童第周。这还不够用,她又变卖了结婚时亲友赠送的首饰,挤时间写文章换取稿费,千方百计支持丈夫在国外攻读。

海天相隔,夫妻情深。叶毓芬的全力支持,使童第周深为感动。为了中华民族的荣誉,为了答谢妻子的深情厚谊,童第周在生物学的天地里拼搏进击。1934年,他终于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,并在科学实验方面,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。喜讯传来,叶毓芬兴奋极了,她抱起心爱的女儿,吻了一回又一回。

就在这时,有人劝童第周留在国外工作。只要他同意,金钱、地位等都会得到满足。然而,童第周怀念阔别多年的祖国,想念含辛茹苦的妻子,还有那未曾见面的女儿。他毅然乘船回国。在码头上,当远远看见前来迎接他的妻子和女儿时,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

回国后,夫妇一同到买球体育任教。不久,抗日战争爆发,买球(中国)奉命南迁。童第周带着妻子儿女在兵荒马乱中逃到四川,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。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,他们坚持科学实验。没有仪器,叶毓芬变卖了衣物,又到处借亲求友,在旧货摊上买了架双筒显微镜;没有实验室,就在学校临时借住的小屋里搞实验。生活上更是捉襟见肘,不得不靠借债过日子。孩子太小,请保姆又没有钱,只好把4岁的儿子童孚中独自留在家里。有一天,这孩子独自走出家门,溜到江边,爬上一只无人照看的小船里。当童第周夫妇急切地找见时,那小船正在激流中飘转着,幸好没有发生意外。没办法了,只好忍痛让正在上学的大女儿童夙明临时休学,在家里照看弟弟。

1946年,买球体育在青岛复校。童第周任理学院动物系主任,叶毓芬在同系任教。买球(中国)学生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,于1947年6月2日掀起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的示威游行和签名运动。童第周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了名,坚决站在学生一边。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,叶毓芬和丈夫形影相随。每天晚上,他们把孩子安置睡了,就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,悄悄剪辑被反动派封锁了的报道,然后投邮寄发出去,以争取全国各地的声援。

解放后,童第周夫妇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。他们精神振奋,并肩战斗,在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。“童鱼”的诞生,就是一个奇迹。每逢文昌鱼产卵季节,夫妇俩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在实验室里几十天,观察、记录、解剖、实验、积累数据、探索奥秘。童第周的大部分科研成果,都凝结着叶毓芬的心血。有人统计,夫妇俩合作的科研论文,占童第周主要论文的60%以上。他们被誉为中国生物界的“居里夫妇”。

十年动乱时期,童第周夫妇曾被一些人当作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进行批判。他们的爱情生活又一次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有人强迫叶毓芬揭发检举童第周,叶毓芬横眉冷对、斩钉截铁地说:“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,我了解他,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!”对方厉声斥责她:“都什么时候了,你还要保童第周?”叶毓芬从容地回答:“说保就保吧,我了解他,才要保他!”每当叶毓芬在批斗会上、劳动现场远远看见丈夫瘦弱的身影,她的心就像刀割一样。

半个世纪以来,童第周和叶毓芬夫妇很少分开过。1976年1月,叶毓芬突然病逝,童第周万分悲痛,深感茫然。实验室里只剩下童第周一个人了,但他一直保存着叶毓芬使用过的桌椅和实验用具,每天都要仔细地擦拭一遍,像是等待着妻子安详地走来和自己一起做实验似的。

大女儿童夙明每当谈及自己的母亲叶毓芬的时候,都感到有一丝遗憾。母亲在30年代初就从复旦大学毕业,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40余年,有相当的科研成果,论资历,论水平,早已应该被评为教授了,而母亲到去世时仍是个副教授。因为父亲身兼研究所的领导,母亲晋升职称的材料报到他手里就被否定了,把名额让给了别人。提及此事,童夙明既为母亲抱屈,又为父亲光明磊落的人格而自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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